图1 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院落布局图（作者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资料绘制）
其二，一号院落存在明确的轴线。由于一号院落东北侧被破坏较严重，导致无法直接获知其东院墙的位置，也因此无法根据两侧院墙位置验证其有无轴线。但我们于F4后墙中点位置作垂直于该墙的垂线，发现该垂线向前延伸，刚好穿过一号院落南门，且接近门道中线，并与南院墙垂直；向后延伸，则恰好穿过北厢房F16和F17之间的间隙，并大致垂直于北院墙。测量发现该垂线为北偏东36˚，而西院墙为北偏东39˚，两者大致平行。因此，有理由认为，一号院落存在一条连接东南门道、主体建筑F4后墙中点、并垂直于北院墙的中轴。
其三，一号院落自南门至主体建筑F4之间存在一条直通的道路（通过局部发掘和勘探得知），道路两侧是涝池，其中西南侧涝池经过发掘，东北侧经钻探基本可确定。可见，一号院落3座主体建筑之前的院落空间布局是沿南门至F4之间的中央道路对称分布的，这条中央道路恰与上述我们发现的中轴相吻合。
结合上述三点，我们认为一号院落的布局具有中轴对称的特征。但这样的中轴布局特征却未体现在二、三号院落的布局上。二号院落整体呈东西略长、南北略短的长方形，门道位于南院墙中部，但院墙内的3座建筑（F1、F11、F12）布局却不对称，即F1单独位于偏西一侧，F11和F12相互紧邻位于东侧。三号院落西南侧被破坏，有无院墙尚不确定；其东南侧向外开敞，不见墙体；院内两座建筑F18和F19均朝向西南，F19体量大于F18，显示院落本身布局亦不对称。如果我们将一号院落的轴线继续向东南方向延伸，会发现其穿过二号院落中部偏西位置，而并不穿过二、三号院落之间的过道（即排水沟位置）。同时，二号院落内房址朝向东南，三号院落内房址朝向西南，两者显然有别。所以，二、三号院落之间也并不对称。
综上，我们认为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院落建筑具有局部中轴对称的布局特征。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形态学理论认为，利用对称的手法表达中轴的极性和二元性是塑造城市形态的重要手法[6]。何驽进一步指出是否具有明确的极性（轴线）和对称性是考量古代城市或都城规划成熟度的重要因素[7]。从我国历史时期的宫城布局来看，中轴对称确实是重要特征[8]。如果追溯这一特征的源头，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院落建筑一号院落的中轴对称布局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节点。
我国院落建筑在史前时期的发展，长江流域较早的实例见之于丹江口水库边的淅川黄楝树遗址，属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两组排房垂直分布组成，但只见院落一角，未见全貌，因而难以窥探院落整体布局[9]。黄河流域则有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院落建筑[10]，其中三期为仰韶中期偏晚阶段，四、五期为仰韶晚期，院落四周墙体围合，院墙内分布有多组排房，但未见中轴对称的布局特征（图2）。进入龙山时期，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发现有院落建筑遗存，受发掘面积所限，院落并未完全揭露，仅主殿（F1）和北部、西部廊庑（F4）得以发掘[11]（图3），根据已揭露的部分和相关学者的复原研究[12]，该院落建筑应由主殿和四周廊庑围合而成，但整体院落是否中轴对称亦不得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龙山晚期晋南地区的中心遗址，遗址的中期发现有宫城，从遗址现场展示的宫城平面示意图来看，宫城的形状与布局表现出一定的规划性（图4），如方正规整的平面形状、瓮城式门口的形制以及初步的功能分区等，宫城内发现多座大型建筑基址，均坐落在夯土台基上，部分大型建筑基址周围还有附属建筑，构成建筑组群（如FJT3），但目前尚未在建筑组群四周发现围墙，因而是否有像芦山峁一样的院落尚不清楚。
图2 双槐树遗址居址一区平面图（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10]）
图3 古城寨遗址宫殿建筑基址（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11]）
图4 陶寺遗址宫城平面示意图（作者根据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展板绘制）
如此看来，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一号院落确为目前我国揭露的年代最早的轴线对称式院落建筑实例，其在规划上具备了相当的成熟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重启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揭露了一处仰韶晚期的院落建筑遗存（图5），发掘者也称其具有清晰的中轴对称布局，并推测其具有初步的“宫城”性质[13]。的确，该遗址发现的院落建筑与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院落建筑有相似之处，如大型建筑居中，四周围以厢房及院墙的布局，院落内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等。但其布局或非严格意义的中轴对称，原因有三：其一，核心建筑朝向与院落整体方向有一定偏差；其二，院落内建筑的对称特征并不明显；其三，并无一条自正门穿过核心建筑抵达后墙的轴线将院落均分为二。当然，由于该院落建筑处在仰韶晚期，院落规划或尚处于草创阶段而不太成熟，从其与大营盘梁院落在布局等方面的相似之处，不排除两者具有前后的发展关系。
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院落建筑包括中轴对称在内的布局特征所体现的建筑史意义还在于其对后世的影响。王天艺认为芦山峁遗址院落建筑的发现为探索商周时期“西土类”院落建筑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前者由夯土墙围合夯土建筑而成且院内各建筑单元互不相连的特征，被后来的李家崖文化、周文化以及秦文化所继承，形成了持续发展近两千年的“西土类”院落建筑传统[14]。
图5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13]）
表1 芦山峁遗址建筑遗存比较
二、建筑形式
从单体建筑的角度观察，芦山峁遗址目前已发掘披露的建筑遗存可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见表1）：
A类位于梁顶，整体坐落在一个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并处在夯土墙体围合而成的封闭规整院落中；院落内几乎不见同时期的灰坑、陶窑等生活设施，但轴线对称地分布着体量巨大、墙体夯筑、覆盖瓦件的地面建筑，多数建筑室内中央设灶（火塘），应是高等级居住区。另外，该建筑群所在的大营盘梁北边，依次还有二营盘梁、小营盘梁和寨子峁3座梁峁，勘探得知每座梁峁上都像大营盘梁一样，坐落着巨大的夯土台基，且每座夯土台基上均规整分布着大型夯土建筑遗存。如此，则该聚落的高等级居住区全部位于梁顶。
与A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分布于上述4座梁峁山坡地带的300多座B类房址。这批房址目前进行了大范围的勘探和小范围的发掘（经披露的有核桃树坬F1）。根据勘探和发掘的材料，此类房址的建筑形式均为窑洞式，面积多在10平方米左右，室内中央一般设灶（火塘），且部分房址内存在居室葬现象。从建筑形式、面积、技术以及室内空间的利用来看，其性质属于一般核心家庭的居住之所，因而这些房址的分布区域应是普通居民居住区。
通过表1可知，A、B两类建筑在位置、布局、形式、数量、体量、技术等方面区别明显，对比强烈。概括来说，A类建筑位于梁顶，并有夯土墙体围合，而B类建筑散布于山坡，故而两者不仅在地势上有高低之分，而且在空间上彼此独立；同时，A类建筑是由夯土筑成的体量较大的地面式建筑，而B类则是掏挖于生土中的体量较小的窑洞式建筑，两者是由不同构筑方式形成的迥然有异的建筑形式。我们将这种空间上的决然分离和形式上的判然有别，分别称为居住分区和建筑形式分层现象[15]。
如果将视野扩展到整个黄土高原，芦山峁遗址所呈现的居住分区和建筑形式分层现象在晋南陶寺和陕北石峁等区域性中心遗址也有反映。陶寺遗址中期时，居住区已可划分为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和普通居住区，与之相对应的建筑形式分别是地面式、半地穴式和窑洞式[16-18]。
神木石峁遗址的发掘者指出，石峁城内以天然沟壑为界划分为16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各单元内密集分布着居址和墓葬，体现了一种大聚居（主要聚居于内城）、小分散的居住形态。虽然分散且相对独立，但并非毫无秩序的杂乱，而是以皇城台为核心，以距离皇城台远近为原则，自内向外，等级递减。具体来说：“较大的地面式房址多建于皇城台周围的梁峁之上，居住者可能与当时生活在皇城台上的统治集团有紧密的联系，享有较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内城中距离皇城台较远的区域和外城中发现的房址均以窑洞式为主。相比之下，外城内的房址面积更小且设施更加简陋。从房址的分布看，房址所在区域与皇城台之间的距离可能代表着居民经济与社会地位的高低，内城中皇城台周邻区域居民地位高于较远的区域，而生活于外城中的居民则地位较低”[19]。由此可见，石峁聚落也存在清晰的居住分区和建筑形式分层现象。
如何看待黄土高原龙山时期的这种居住分区和建筑形式分层现象，或需从社会与聚落层面进行分析。赵辉曾将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1800年称为“古国时代”，意指一个从平等社会向具有明显社会分层的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20]。这个过程是一个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亦是一个社会不断整合的过程，而龙山晚期正处于该过程的最后阶段。
这个过程在各地的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例如，海岱地区的龙山城址多由一个地点不断扩容形成，表现出稳定、平和的发展特征[21]；而晋陕高原的龙山石城则呈现突然、跳跃的发展态势[22]），但均存在一个人口、资源、财富的流动、聚合和重组的过程。尤其是区域中心聚落的形成过程中，人口的大量涌入，资源的迅速倾注，造成社会关系趋于复杂，并给社会管理带来挑战。张海对河南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禹州瓦店等城址的研究显示，城内存在大量非本地文化传统的因素，出土人骨的锶同位素和碳氮同位素检测表明，居民有不同生活习性和指向不同来源的组分[23]。石峁遗址揭露的遗迹与遗物也显示出多种非本地文化因素在此交汇，例如夯土台基的建造或是运用了中原地区发达的版筑技术[24]，石雕人像与南西伯利亚奥库涅夫文化及新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的石雕人像有相似之处[25]，岩画、货贝、鸵鸟蛋壳、铜齿环等揭示了其与北亚、中亚互动网络之间的联系[26]。
如何在这样的社会整合过程中对大量的人口、庞杂的人群、多样的资源进行管理，避免其陷入混乱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秩序的建构显示出必要性和重要性。秩序的建构，实现了尊卑的区别，促成了社会等级的划分；规定了权力和义务，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作。换言之，秩序的建构确保了社会分层框架下人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资源有序流通和分配，权力有序传递和运行。并且，这种秩序一旦形成，将继续通过物质或精神（或观念）进行强化，最终成为普遍的、永久的制度或体制，即制度化的不平等的形成。
不过，这种秩序虽是无形的，但却通过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留存下来，为我们今天的考察与探讨提供了可能。而芦山峁遗址建筑遗存所揭示的居住分区和建筑形式分层现象，正是这种无形秩序的有形物化表现，是上述社会复杂化背景下社会整合与秩序建构的反映，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和建筑等级形成的标志。
三、屋顶用瓦
瓦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重要构件，现已知其发明要早到史前。然而，史前建筑瓦件的发现与确认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芦山峁遗址龙山时期陶瓦的出土为实证我国建筑用瓦起源于史前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认为我国古代建筑瓦件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27-29]，如1976年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凤雏甲组建筑发掘出土的陶瓦[30]。以至于即使1978年在甘肃灵台桥村遗址出土了史前时期的陶瓦，也未能及时得以辨识和确认[31][32]。21世纪初，陶寺遗址的中、晚期堆积中出土了104块陶板[33]，发掘者基于造型特征（多数为平行四边形且有偏于一边的穿孔）及其与建筑垃圾的共出关系，判断是早期陶瓦[34]，但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或认为是地板砖[35]，或认为是墙面砖[36]。此后，在陕西宝鸡陈仓区桥镇遗址[37]、甘肃灵台蒋家嘴遗址[38]和泾川俭头遗址[39]均发现了龙山时期的陶瓦，只不过这些瓦件的获得均源于考古调查采集，对瓦件时代的判断或参照共出陶器，或依据瓦件陶质、陶色及纹饰等，缺乏地层证据，故而关于陶瓦的起源能否早至史前，学界仍无定论。
转机出现在芦山峁遗址的发掘，发掘者在大营盘梁一号院落的地面和倒塌堆积中发现大量筒瓦、板瓦（图6），地层中亦有少量发现。其中，筒瓦可修复完整者有4件，另有属于不同个体的瓦头50多件，按最小个体数统计，筒瓦数超过60件；板瓦可复原完整者2件，另有属于不同个体的瓦头60多件，按最小个体数统计，其数量当在70件以上[40]。由于这批陶瓦系考古发掘出土，且出土地点和层位明确，并有具体的测年数据为证（标本为一号院落内建筑F2柱洞D1内放置的猪下颌骨上的牙齿），即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200年之间，因而有学者指出其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实证了我国陶瓦起源于史前，而芦山峁遗址陶瓦也是目前发现的史前陶瓦中最早者[41]。
实际上，芦山峁遗址出土陶瓦的意义不止于此，还在于其对探索我国早期建筑瓦件的制作工艺和铺设方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目前虽已在多个遗址发现了史前陶瓦，但其中有相当一批属于调查采集所得，如桥镇、蒋家嘴、俭头等遗址发现的陶瓦；而其他通过发掘所获的龙山时期陶瓦，多数出土于弃置堆积中，如陶寺、石峁、桥村等遗址出土的陶瓦，不仅保存状况欠佳，而且失去了原初的使用场景，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反观芦山峁遗址，所有陶瓦均出土于大营盘梁院落建筑群内，更具体地说，是发现于大营盘梁一号院落内位于核心位置且体量最大的夯土建筑周围（图1），尚未完全脱离原来的使用环境；并且，出土的陶瓦中尚有完整保存者，有的还可观察到清晰的制作痕迹，故而不仅可结合建筑布局、形式、结构等探讨其铺设方式，亦可对其制作工艺作进一步考察。
图6 芦山峁遗址出土陶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四、治水设施
芦山峁遗址所在的延安地区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过渡区，气候表现为内陆干旱半干旱特征。据统计，其年均降水量约为560.6毫米，最低年降水量仅330毫米，降水的年际波动较大，且波动频繁[42][43]。降水较少加上降水量的年际、年内分配不均，易致旱灾。据相关研究，延安地区明代发生的干旱灾害达91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大旱灾和特大旱灾计44次，足见该地区旱灾的频繁和严重[44]。龙山时期，受气候突变影响，延安地区的总体气候特征应较现在干冷。
降水较少加上分配不均，导致地表水资源的供给紧张且不稳定；同时，由于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深厚的黄土造成地下水利用困难；另外，黄土自身多孔隙的土壤结构（尤其像马兰黄土和现代黄土这一类新黄土）带来的较强湿陷性，易遭雨水侵蚀，进而造成水土流失。上述自然环境条件对水资源的利用和控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以服务于生产和生活。而芦山峁遗址考古发掘揭露的相关遗迹现象，正是该背景下水资源治理的反映。
为了应对雨水侵蚀，当时先民采取的措施是在梁顶整体夯筑台基，增加地表土壤结构强度以抵抗雨水冲刷。前文已述，芦山峁遗址所发现的地面建筑均位于大营盘梁上的3处院落内，而3处院落则呈品字形坐落在梁顶的大型夯土台基上。通过发掘得知，这些地面建筑的墙体均不设墙槽，而是直接起建于大型夯土台基上。换言之，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梁顶院落内的各单体建筑并不单独营建基础，而是共用了梁顶的大型夯土台基。该夯土台基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100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勘探表明，其并非自平地起建，而是利用了原始的山梁地形、地势，因地制宜垫土夯筑而成。其中，台基中部由于原始地势较高，故夯垫较薄，最薄处不足0.5米；台基边缘则夯土较厚，一般超过3米，最厚处达5米以上。通过解剖得知，该夯土台基的营建方式为逐级分段梯田式。
虽然夯土台基凭借其致密的结构比原生黄土更能抵抗雨水的冲刷，但自然降水如果长时间停留在台基表面，形成积水，不仅影响院落空间的使用，更容易向下渗透进而侵蚀夯土之下的黄土。尤其遇到强降雨天气，快速积累的自然降水会导致危险系数陡增[45][46]。因此，快速排去自然降水在院落设计建造时即需考虑。
其中，一号院落的后院主要通过夯土地表高差引流，即西南侧较高、东北侧较低，自然降水通过北部缺口排出。一号院落与二、三号院落之间承接的自然降水则通过二、三号院落之间的排水沟向东南排出（图1）。由于二、三号院落之间亦是前部广场、道路通向一号院落的交通所在，因此排水沟采取暗渠形式。其以石板铺底，较平整（图7Ⅰ）；并以石片为侧壁（图7Ⅲ），上部再盖石板（图7Ⅱ）。排水沟宽约0.5~0.6米，保存部分深0.1~0.2米，坡度约5°左右。
为解决梁顶水资源供给紧张且不稳定的问题，建造者在一号院落内前院修建了用以蓄水和调节水源的涝池。根据勘探和发掘的资料，西南侧涝池呈袋状，院落内水池部分宽阔开敞，而水口部分急剧收缩，宽度不到5.5米。据观察，在水口部分夯筑一道过水坝，起调节水量作用。同时，过水坝的设计还可防止因流水的下切作用而侵蚀院落建筑台基。根据笔者测算，西南侧涝池的最大水面面积约为790平方米，如果东北侧涝池规模与其相仿，两涝池面积之和接近1600平方米。但由于仅局部揭露，涝池平均深度无法测得，因此容积无法测算。但以揭露部分深度普遍超过1米为计（较深者超过2米），估算容积应超过2000立方米。
关于涝池的功能，应与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水池类似，接纳自然降水，汇聚储蓄，调节水量，防旱排涝。时至今日，在黄土分布区的一些农村，仍能见到这样的水池，当地百姓称“泊池”或“泊子”[47][48]。此外，较大的水域面积还可以增加空气湿度，调节局部微气候，美化居住环境等。
水既是生命之源并为生产、生活所必须，又能造成隐患甚至带来灾难。利害兼具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和利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社群流动性较强，移动成本较低，逐水而居容易且经济，通过改变居所的方式既可以获取水及水中丰富的生存资源[49][50]，又可在水患来临前及时全身而退。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发展、社群的增殖和壮大，移动成本相应增加，定居出现。定居意味着需要发挥能动性主动应对自然灾害而非灾害来临时轻易放弃居所。于是，为避免水患而采取的水资源利用和控制的措施应运而生。
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我国先民的治水活动至少在仰韶时期已出现[51]。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最高处曾发现水池遗迹，池底经人为加工而较规整，很可能是利用天然洼地经加工并长期利用的水利设施，起调节水量、服务生活的作用[52]。良渚遗址更是揭露了距今5000年左右规模庞大、设计复杂的水利工程和水资源利用系统[53][54]。龙山晚期，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了由排水沟、陶排水管共同构成的两级排水系统，相关研究认为其是应对东亚季风区晚全新世气候波动及适应当地水文地貌环境的结果，并与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发展密切相关[55]。与芦山峁遗址同属黄土分布区的陶寺遗址也存在水资源利用与控制设施，并孕育出相应的文化观念[56]。
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院落所发现的治水设施，具有防水、排水、蓄水和调节用水等多重功能，是龙山时期黄土高原腹地营建大规模、高等级建筑时处理人地关系的表现之一。通过这些治水设施，不仅可以观察到当时为在梁顶建造院落而克服诸多自然条件限制的努力，从而凸显该行为背后的社会意义——社会复杂化背景下出于社会整合与秩序建构需要的居住分区和建筑形式分层，也反映了聚落在动员社群力量进行统一规划、建设的能力与水平。
图7 大营盘梁院落排水沟（作者自摄）
五、结语
由于裸露在地表之上的建筑实例罕见或不存，我国史前建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发掘、调查或勘探提供资料。以往在晋陕高原的考古工作开展不多，关于该区域的史前建筑研究亦因而相对薄弱。近年随着该区域考古工作的推进与深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和成果，芦山峁遗址、石峁遗址和碧村遗址均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即是证明。这些发现不仅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反思，亦对探索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就建筑方面而言，诸遗址揭露的建筑遗存不仅为史前建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极大地更新了我们关于中国早期建筑发展情况的认识，本文关于芦山峁遗址出土建筑遗存的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所作的考察。
通过考察我们认识到，芦山峁遗址揭露的大营盘梁院落建筑对探索中国古代院落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方正规整的平面和中轴对称的布局等特征显示出相当成熟的规划设计理念与手法。尤其后者，是目前我国揭露的年代最早的中轴对称式院落建筑实例，对历史时期院落布局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芦山峁聚落内建筑遗存所呈现的居住分区和建筑形式分层现象，是龙山时期区域中心聚落在布局与建筑形式上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复杂化背景下社会整合、秩序建构的物质反映，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和建筑等级形成的标志。
我国史前陶瓦的发现虽早有线索，但长期以来未有定论，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一号院落内出土的陶瓦以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地层关系实证了我国建筑瓦件起源于史前。这一发现不仅纠正了相关认识，而且对探索我国早期建筑瓦件的制作工艺和铺设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该遗址院落建筑群所发现的夯土台基、涝池、排水沟等设施，是基于当地地形、地貌、土壤和气候等自然环境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承担防水、排水、蓄水与调节水源等功能，兼具调节局部微气候和美化居住环境等作用，反映了先民在人地关系处理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向上滑动阅读参考文献：
[1][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2019（7）：45.
[2]时达.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J]. 文物天地，2019（5）：121.
[3]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Z].2019–10–07.
[4][15]何乐君. 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的建筑图景——以芦山峁遗址为中心[D]. 南京：南京大学，2022.
[6]（美）凯文·林奇. 城市形态[M]. 林庆怡（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56.
[7]何驽. 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编）. 三代考古（三）.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4.
[8]傅熹年.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5.
[9]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 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J]. 华夏考古，1990（3）：13–21.
[1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2021（7）：30–33.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2002（2）：58–60.
[12]杜金鹏. 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研究[J]. 华夏考古，2010（1）：61–69.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2023（7）：42.
[14]王天艺. 芦山峁遗址与“西土类”院落建筑体系的形成[J]. 考古，2021（4）：90，94.
[16]何驽，高江涛. 薪火相传探尧都——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历史述略[J]. 南方文物，2018（4）：26–40.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5（3）.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 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J].考古，2008（3）：3–6.
[19]孙周勇，邵晶，邸楠. 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J]. 中原文物，2020（1）：41–43.
[20]赵辉. “古国时代”[J]. 华夏考古，2020（6）：109—117.
[21]孙波. 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J]. 中国社会科学，2020（2）：179—203.
[22]戴向明. 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与社会[J]. 考古与文物，2016（4）：60—69.
[23]张海. 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24]王晓毅. 龙山时代河套与晋南的文化交融[J]. 中原文物，2018（1）：44—52.
[25]郭物.从石峁遗址的石人看龙山时代中国北方同欧亚草原的交流[N].中国文物报，2013–08–02（006）.
[26]李旻. 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J]. 考古学报，2017（3）：293.
[27]刘敦桢.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39.
[28]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260.
[29]岳连建. 西周瓦的发明、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国建筑史上的意义[J]. 考古与文物，1991（1）：100–101.
[30]陕西周原考古队.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J]. 文物，1979（10）：32.
[31][39]付海龙. 我国早期陶瓦发现概述[J]. 砖瓦，2017（4）：73–74.
[3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 渭水之滨秦陇一脉：关中—天水先秦文化巡礼[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46–47.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2005（3）：335–337.
[34]何驽.陶寺遗址出土陶瓦略论[N].中国文物报，2006–06–30（007）.
[35]刘军社.陶板为砖说[N].中国文物报，2005–11–02（007）.
[36]陈春君. 陶寺陶板为板瓦说存疑[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4）：85–88.
[37]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宝鸡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建筑构件[J]. 文物，2011（3）：44–45.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3年达溪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C]//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 西部考古（第12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38–40.
[4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2019（7）：38–39.
[41]赵东. 陕西芦山峁和石峁遗址出土陶瓦的意义[J]. 砖瓦，2019（5）：76–77.
[42]杨武圣. 陕西省志·第六卷·气象志[M]. 北京：气象出版社，2001.
[43]刘志超，孙智辉，雷延鹏，等. 延安地区近50年气候变化的特征分析[J]. 陕西气象，2010（1）：18–22.
[44]赵景波，张冲. 延安地区明代干旱灾害与气候变化研究[J].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2010（4）：430–434.
[45]王万忠. 黄土地区降雨特性与土壤流失关系的研究Ⅲ——关于侵蚀性降雨的标准问题[J]. 水土保持通报，1983（4）：58–63.
[46]周佩华，王占礼.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暴雨的研究[J]. 水土保持学报，1992（3）：1–5.
[47]政协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襄汾文史资料·第十一辑·水利专辑[G]. 1995：376.
[48][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2001（11）：3–14.
[49]钱耀鹏.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三次“革命”[J]. 华夏考古，2010（1）：139–146.
[50]钱耀鹏. 资源开发与史前居住方式及建筑技术进步[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3）：5–13.
[51]刘建国. 中国史前治水文明初探[J]. 南方文物，2020（6）：5–11.
[5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J]. 考古，2015（1）：3–13.
[54]刘建国，王辉.空间分析技术支持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研究[J]. 江汉考古，2018（4）：111–116.
[55] Li C. Cao Y. Zhang C. et al. Earliest Ceramic Drainage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Hydro-sociality in Monsoonal East Asia[J]. Nature Water, 2023(1): 694–704 .
[56]何驽. 陶寺遗址的水资源利用和水控制[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11）：85—98.
作者：何乐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化遗产》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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